王志綱工作室微信二維碼
王志綱工作室
微信號:wzggzswx
設為首頁加入收藏
中文
ENGLISH
打造中國最好的戰略思想庫
雜議
王志綱丨穿越四十年
shuwon 2018-10-20

以史為鑒



今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本應是隆重紀念的歷史節點,但到目前為止,還基本上是“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


我想這種情況,可能與特朗普帶頭掀起圍堵中國的浪潮,從而引發國內外空前復雜的矛盾有關系吧。全社會充斥著各種疑惑、迷茫、焦慮,甚至不同的聲音,中國又一次走到歷史的十字路口前


面對危機,古圣先賢早就告訴過我們: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世界上從來沒有神仙和皇帝,沒有救世主。我們只能叩問過去,回望昨天從哪里來?才能搞清楚明天究竟要向哪里去。


40年改革開放,是一部民族復興,國家崛起的偉大史詩,其壯麗程度,堪稱人類歷史上的奇跡。這期間不僅創造了極大的物質財富,使中國的國力躍升到世界第二,更留下了極為豐富的精神和思想遺產。只要我們尊重常識、敬畏規律,一定可以從中找到這個古老大國突圍與復興的密鑰。


1978年,我正好是23歲青春作賦的年紀,上大學、進社科院、當記者、辦智庫一路走來,在人生最黃金的40年里,我有幸參與、穿越了中國的改革開放和市場化探索全過程,也是這一部偉大史詩的親歷者、受益者、觀察者甚至推動者。


在當今這個特殊的時間節點上,恰逢喜馬拉雅FM的盛情邀請,我自己也覺得責無旁貸,有必要對40年來的變化與得失做一次系統的梳理與回顧,兩相結合之下,才有了《王志綱口述改革開放四十年》這檔課程



效率與公平




40周年的改革開放到今天,到底給我們留下什么遺產?明天向何處去?很多人眾說紛紜,我認為,這一場偉大的奇跡離不開對效率與公平的再認識。


公平與效率之爭,是人類社會幾千年來一直在探索的問題,到了近代愈演愈烈。縱觀工業革命以來,兩三百年的近代史上的成與敗、興與衰、發展與停滯,說一千道一萬,其實就是公平優先還是效率優先的問題。


公平是人類永恒的追求與理想,從《禮運·大同篇》中的天下大同,到《桃花源記》中的“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再到西方的烏托邦、太陽國,無數的仁人志士為了“公平”二字前赴后繼,奉獻一生。


但是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最大的區別,就在于實驗場所不同。很多美好的愿望一旦把社會作為實驗場,就會產生難以預料的后果,稍有差池,代價就是幾代人命運的波瀾與轉折。所以一定要慎之又慎,用知行合一的實踐來探索最合適的發展道路。


回顧幾百年來資本主義的探索和社會主義的實踐,其實離不開公平與效率這個主題,資本主義為了追求極致的效率而生,甚至無所不用其極,從殘酷殖民到血汗工廠,效率提高的同時,公平幾乎泯滅。因此列寧曾經有一個論斷:“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是壟斷的、垂死的、腐朽的資本主義,必然走向滅亡。”在公平、正義旗號的引導下,蘇聯、東歐等國家也開始了另一條政治實踐之路。


令人遺憾的是,資本主義沒有像預言一般滅亡,而是在危機中一次次更新,伴隨蘇東波(蘇聯、東歐、波蘭)的解體,一個時代宣告結束。按照學者福山的說法,《歷史的終結》已經到來,美國模式仿佛成為了唯一的“真理”。美國也從此開始布武天下,一手大棒,一手圣經,雄踞世界之巔。而且身處資本主義陣營的北歐各國,其社會形態反而更像社會主義。貧富差別小,社會福利發達,人民生活水平很穩定,甚至走向了過分強調公平、高福利的極端。


就在歷史的塵埃看似已經落定的時候,一個另類的國家異軍突起,這就是中國。僅僅四十年的時間,中國從一個瀕臨破產,被開除球籍的破落戶,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甚至威脅到自詡為偉大、光榮、正確的美國。我們昨天究竟做對了什么?我們未來該做什么?這個問題不僅關系到中國的命運,更關系到人類的未來。


我認為,中國奇跡的密鑰在于高效率,正如小平所說:發展就是硬道理。只要有助于提高效率的舉措,都敢闖敢試,甚至不惜做出妥協與讓步,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凡是不利的因素,全部都要摒棄掉。


當然注重效率,不代表否認公平的意義與價值,但必須承認,今天五縱七橫、全國布局的交通網絡;中央財政巨額的轉移支付;覆蓋老少邊窮地區的扶貧戰略,都是拜強大的國力之所賜。而強大的國力,正是來自對于高效率的追求。把蛋糕做大以后,才能談到如何分配。沒有效率的一片赤貧,公平從何談起?


我堅信,公平和效率最終會走到一起,但一定不會是同時走到終點。如果我們逆潮流而動,去追求表面上的公平,甚至以犧牲效率為代價,為了公平而公平,歷史已經告訴了我們結局。


約翰·洛克,英國哲學家,1632-1704


人類的歷史,特別是近代史已經充分的說明英國政治學家洛克的論斷“財產不能公有,權力不能私有。”這句話本來是常識,但是一旦兌現就是災難。財產一旦公有,就會喪失效率,形成鐵飯碗;權力一旦私有,就會產生專治與腐敗,這是人性使然,中外概莫能外。


關于公平與效率,還有一個經典的比喻,火車跑的快,全靠車頭帶。頭就誕生于市場經濟土壤的企業家階層,這個階層所提供的就業、稅收和社會服務支撐起了中國經濟持續不斷的活力。如果我們追求平均主義,把過多的精力放在車廂上,最后就會變成一小時只跑五公里的印度火車,車廂上、車頂上掛滿盲流,步履蹣跚,道理永遠都是這么簡單易懂。


小平偉大之處就在于此,他根本不受教條的影響,不受意識形態的捆綁,他唯一的立場就是:別給我唱什么高調,別講什么大道理。我是人民的兒子,我深深地熱愛著這個國家和人民,中國不能被開除球籍,所以發展就是硬道理。


此言此行,體現出的是偉大的政治家風范,中國并不是必然會出現鄧小平,他出現了,并且改變了中國,這是中國的幸運。也正是因為小平堅定不移的踐行“發展就是硬道理”這個原則,才有了這四十年的經濟奇跡。


但在肯定鄧小平歷史功績的同時,我們必須要清楚的認識到,一切的成就,都不是個人的力量,而是歷史的力量,時代的力量,人民的力量。只有順應這股力量的人,才能成為時代的領跑者。


3+1改變中國



作為改革開放的受益者、參與者、觀察者,同時也是推動者,我有幸能夠生活在這個偉大的時代。中國這40年的改革實踐之所以成功,我把它概括和總結起來,無非是3+1。


1逼出來的改革


如果沒有危機,沒有一群對人民、對國家、對歷史負責的優秀人士,能夠為人民著想,實事求是,通過危機倒逼改革,中國是不可能走到今天的。


但逼也有兩種逼法,國家的經濟已經到了崩潰邊緣,還在高唱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這是極左的“逼”法,這種逼法無疑禍國殃民。


鄧小平的“”法就在于承認現實,摒棄教條,這種“倒逼”概括成兩句話,對外開放,對內改革,這兩個車輪協同運轉,成就了四十年的經濟奇跡。


1978年, 十一屆三中全會通過會議公報


既然改革是逼出來的,那也就沒有所謂的藍圖,具體的改革措施誰也不清楚,但有一個原則永遠不變——發展就是硬道理,增加財富,提高生產力。這樣才能讓人民得到實惠。


于是就像一首歌里唱的那樣:一個老人在南海邊畫了一個圈,春天的故事開始了。小平不僅支持建立特區的嘗試,肯定廣東的探索,甚至默許了袁庚在蛇口工業區所喊出的“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口號,這些堪稱石破天驚的舉動,推動了中國飛速的城市化和工業化,如今來看,如何評估其意義也不為過


從意識形態上撕開一個口子后,效率優先開始逐漸成為共識,效率成為衡量事物的重要標準,那么究竟做什么、怎樣做才能提高效率呢?


2放出來的活力


想要效率,最重要的就是松綁。


1978年之前,老百姓真的是手也綁住、腳也綁住,農民甚至不會種田了,種什么?怎么種?種多少?全部由上面下文件定。全中國都是一個腦袋想問題,十億人不想問題,一個部門——國務院計委指揮工作。十億人不考慮工作,生產什么?賣什么?賣多少?都由政府來考慮。所有的人都把腦袋關閉以后,就離死亡不遠了,離崩潰不遠了。這是對生產力的極大扼殺。


而這背后根本的問題就在于人民、社會失去了活力。所有的人都不思考問題,懂的人不讓做,不懂的人瞎指揮,這種做法的理論支撐就是所謂的計劃經濟。


所以在鄧小平摒棄掉教條,敢于放手后的短短幾年時間,全中國釋放出了巨大的活力,首先第一個是農村放開,農民實現耕者有其田,耕者會種田,短短兩年時間,農民就解決了幾十年解決不了的吃飯問題,不僅解決了吃飽飯的問題,而且還釋放出了80%的剩余勞動力。


最開始的政策叫做“離土不離鄉”,農民可以離開土地,可以搞鄉鎮企業、搞副業 ,但不能離開這個區域,這種政策也為鄉鎮企業創造了土壤,很多日后的大企業都誕生于這個時候。


伴隨農民的能量越來越大,鄉鎮企業已經束縛不住他們的活力,他們開始走州串縣,開始進北京,到上海、到廣東。鄧小平的偉大就在于默許、承認。慢慢的開始闖出來一片新天地,農村出現了鄉鎮企業的同時,也釋放出了上億的勞動力。


數以億計的農民工群體


這上億的青壯年進入珠三角,長三角,成為整個中國的最龐大的勞動力群體,他們身上迸發出的活力成了全球最強的競爭力,珠三角和長三角也因此成了世界工廠,極大的推動了中國的工業化進程。


這批生力軍進入到北上廣深,成了最強大的建筑大軍,推動了整個中國令世界矚目的城市化。當然他們的收入寄回了家鄉,使偏遠地區也得到了很大的發展。


農村解放的同時,城里面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變化,很多回城知青,閑雜人員,被打成地富反壞的社會邊緣人士都獲得了摘帽的機會。他們可以享受同樣的公民待遇。但政府又提供不了這么多飯碗,最后只能允許他們自由擇業。沒想到這一放,一不小心就放出了一條民營經濟之路。


農村和城市的松綁相結合后,形成了一股浩浩湯湯的洪流。三四十年下來以后,體制外的民營經濟占了中國經濟半壁以上的河山,他們占有了只是國家30%的資源,卻貢獻了50%的稅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術創新,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新增就業和企業數量,這都是原來改革開放之初想象不到的。


但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民營經濟蓬勃發展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尊重常識,尊重人性。看到這股民營經濟洪流,我們不由的思考,他們是沿著一條什么樣的路走下去了呢?什么樣的最大公約數使他們能夠九九歸一,走到現在呢?


從農業化到工業化,從鄉鎮化到城市化,從城市化到現代化,從國內化到國際化,是一種什么樣的游戲規則,冥冥當中在指導他們呢?


3摸出來的市場


指導這一切的游戲規則,就是看不見的手——價值法則,而價值法則的載體就是市場經濟。


鄧小平第二次南巡最偉大的貢獻,就在于他在逝世之前把中國推上了市場經濟的不歸路。小平的高壽也值得慶幸,他能像舵手一樣糾正偏離的航向,因為中國這個國家的慣性太大。如果當時中國這趟列車不能駛上市場經濟的軌道,一定還會復辟與倒退,那真的就是“倘是當時身先死,一生功過有誰知”了。


市場經濟最大的魅力就在于,不是你說它是洪水猛獸,它就不存在;不是打壓它,它就不存在。它是躲不掉的規律,因為它是效率的發動機。只有市場經濟能提供最大的效率。


昨天的中國沒有經過市場經濟的充分洗禮。小則需要補課,大則需要這只看不見的手來調節經濟、配置資源。市場經濟這所大學校,也使中國獲得了巨大的發展,甚至幫助中國納入到了全球化的進程。


事到如今,美國開始反思和反彈,認為中國不是純粹的市場經濟國家,近日,美國副總統彭斯在演講中稱,中國的成就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國在中國的投資推動的。怨婦形狀暴露無遺。


但是中國經濟是怎么走過來的,靠什么走過來的,我們自己應當有客觀的認識,正是對價值規律的尊重,對市場經濟這一最大公約數的認同,才使得中國能夠堂堂正正的與世界對話。


整個中國40周年改革開放的核心,我認為就是這三句話:逼出來的改革、放出來的活力、摸出來的市場,可以說它幾乎貫穿了40年的每一個階段,特別是重大的危機階段。當然還有一個問題,3+1的“1”是什么?


擋不住的國運



我認為“1”,是擋不住的國運。


中國一路走來,面臨無數次的危機,從瀕臨開除球籍的貧困,到左傾嚴重的保守主義、經濟過熱的投機現象、資產階級自由化導致的政治風波、國進民退帶來的壟斷問題、泥沙俱下的權力尋租、大放水而積累的經濟泡沫……


然而正如恩格斯所說:沒有哪一次極大的歷史災難不是以歷史的進步為補償。”好多次我們都認為過不來的坎,面臨最大危機的時候,往往這都是整個中國上一個大臺階的前夜。


當然客觀上,危機能夠逼著我們自以為是的一些僵化思想,回到現實上來,承認現實。但主觀上,我認為中國確實有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國運。


面臨很多重大的危機,我們都能逢兇化吉。比如說1986年 ,所謂的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浪潮下,部分知識分子要求全盤西化,這場有關“中國向何處去爭論一直持續了幾年,黨內也有一股思潮認為是改革開放出了問題,所以要掉頭向左轉。


鄧小平的偉大之處就在于,他發現一旦走上這條回頭路,一定是死路一條。所以在1992年,鄧以將近90歲的高齡,又一次南巡,撥亂反正,把中國推上了市場經濟的不歸路,徹底的走向改革開放。


小平南巡再次吹響改革號角


歷史繼續前進,南巡春風刮向千家萬戶,93年的中國經濟迅速過熱,市場經濟亂象橫生,軍隊經商、銀行大放水、全民熱炒房地產,大家都處在狂熱情緒之中。房價暴漲、貨幣貶值,通貨膨脹,老百姓的日子又開始舉步維艱。而朱镕基確實堪稱一代名相,他力挽狂瀾,親自兼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用快刀斬亂麻的手法,行政主導積極干預等宏觀調控手段,終于度過這個難關。


到了1998年,此時的國有企業已經撐不起中國的經濟。一是效率低下,二是冗員充斥,三是市場缺乏。這個時候民營經濟開始崛起。整個中國的經濟,特別是工業開始了長達十年、脫胎換骨的歷程。


最先遇到挑戰的是輕工業,廣州、大連、上海、青島、天津,這五個號稱“廣大上青天”的城市是計劃經濟年代的工業重鎮,中國的輕紡業中心,此時卻面臨著揭不開鍋的問題,這些企業單純的認為是鄉鎮企業或民營企業惹的禍,甚至怪罪到三來一補企業。


因為就在這個時候,珠三角已經形成了成千上萬家三來一補企業,而且大多數都是輕紡行業,他們生產的紡織品物美價廉,競爭力也很強。以至于當時中國出現一個巨大的行業——倒包行業。


廣東人先把衣服鞋帽從工廠倒出來,于是廣州街上開始出現了夜市。武漢的小商販們又從廣東倒到武漢。河南人從武漢倒到河南,然后其他人又把它倒到東北,倒到西北,倒到全國各地。這也是80年代最先富起來的那一批民營企業的發財之路。他們的發展直接顛覆掉了傳統的輕工業。


伴隨輕工業的洗牌,重工業也不例外。東北的裝備制造業、重化工業等都面臨危機,以鞍鋼為代表,很多東北的重工業企業,包括一汽二汽、一拖二拖等都經歷了一次大的洗牌。


所以一邊是珠江三角洲的開放,成千上萬三來一補的低層次代工企業開始摸索與成長;一邊是傳統守舊的制造業日益虧損。當新生力量尚未成長起來,舊有的生產力和生產基礎又日益扛不住的時候,壓力全部給到了當時的中央,也給到了當時的總理朱镕基。


鐵腕總理朱镕基

1998年的記者招待會上,朱镕基的一段話令人動容:“不管前面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我都將一往無前。”他以這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精神,硬是在任期之內解決了四大問題。


第一,通過財稅制改革,終于把弱小的中央,變成了強大的中央。將財政包干制轉為分稅制,國稅和地稅分開,讓國家有了強大的實力,這個對中國經濟格局影響深遠的轉折,就是在他手里完成的。


第二,在他手里開啟了國有企業的改制運動,朱镕基宣布實行的抓大放小改革戰略,實質就是把經營業績不好且不屬于支柱性行業的地方中小型國企“關停并轉”,向民間出售,同時國有資本從競爭性領域逐漸退出,轉而控制戰略性部門和支柱性行業,并把這些領域的國有資產進行了大規模重組。這一系列改革我們會在后面的節目中細講。


第三,如同“洪太尉放妖魔”一般,他開啟了城市化的前奏——貨幣化分房,關于房地產總是爭議不斷,但不管怎么爭議,中國的高速城市化在全世界都非常罕見。


所以盡管房地產的高度發展留下很多后患,但是它用市場化的方式推動了中國的城市化進程,西方普遍的觀點認為超過100萬人口的城市就是超大型城市,但在中國百萬級城市有成百上千,這樣規模的城市群,就是在短短這30年中實現的。


第四,中國終于加入WTO,這也是朱镕基時代的收尾之作,終于使中國按照國際慣例融入國際市場,這一步使整個中華民族徹底擺脫了幾百年來封閉挨打,抱殘守缺的舊面孔,走向世界,跟西方各國在同一個舞臺上競技。


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簽字儀式


今天的中國人可以自由的走遍全世界,跟世界進行充分的對接。從生意上、學術上,文化上,旅游上,中國人都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大國自信。這種自信從某種程度上而言,也是拜加入WTO之后,漸盛的國力所賜。


所以我認為,冥冥當中,中國真的有一種擋不住的國運在里面,我們的領導人只要不犯顛覆式錯誤、致命式錯誤,中國的崛起是擋都擋不住的。因為它是歷史的回歸,中國從來就不是一個暴發戶,不過是復興而已。


未來向何處去?



中國擁有著很多資源,這些資源將指引著我們未來的發展方向。


第一,我們擁有全球最大的統一市場,美國、歐盟、加拿大加在一起,都沒有這么廣闊的商業腹地,龐大的人口紅利,給很多中國企業造就了巨大的優勢,這也就是所謂的巨國效應;


第二,從農耕文明到工業文明,從計劃經濟的非貨幣化資源變成貨幣化轉型,我們儲備了大量的麻袋包,這些都可以釋放出巨大的財富;


第三,中國有著一大批勤勞勇敢聰明的人民,只要給他們一片天地,釋放活力,尊重常識 、尊重人性,其中就會產生成百上千任正非這樣的傳奇人物,正是偉大的人民們支撐起一個偉大的中國。


八九十年代,小平同志經常會講一句話:“面對復雜的問題,可以放一放交給后人去處理,因為后人比我們更聰明。”


到了如今,改革進入深水區,突圍的關鍵,依舊是要繼承鄧小平的遺產。做到效率優先,蛋糕做大。而且充分的尊重常識,釋放每個人的個性和活力。


很多人都認為民主自由是奢侈品,講民主、要自由會引發不安定因素。誠然,民主和自由在舉步維艱的時候,的確是奢侈品,社會的發展也從提供非奢侈品開始,也就是滿足人們衣食住行的需求。但人們吃飽穿暖了以后,肯定會呼喚奢侈品,這是人性的回歸。


一個上層建筑如果連這個奢侈品都不能給人民,這個上層建筑是肯定有問題的,這也是下一步我們必須要正視的問題,而不是以落后不發達作為逃避的理由。


尾聲



改革開放四十年是一個宏大的主題,每個親歷者都有自己的表述方式,會有很多不同的視角、不同的觀點,產生不同的結論。


如果我要講的話,為了跟別人有所區別,我會盡量地按照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通過我親歷的故事,講出切身體驗,講出改革開放的臺前與幕后、江湖與廟堂、偶然與必然、脆弱與繁榮的那些故事,可能比閱讀歷史資料會更加生動一些。


如果用這種方式講述四十年。除了老一代會心有戚戚焉,新一代90后、00后們可能都會明白我是誰,我從哪里來,也就會明白我們將向哪里去。而他們將是中國的未來,如果是能做到這一點,那我做的這場回顧,也稱得上有些價值了。

生肖时时彩中奖几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