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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中國最好的戰略思想庫
王門悟道
蛇口已逝,袁庚不朽
王志綱工作室 2019-04-09


陳為(正和島總編輯):


王志綱先生曾是國社名記,一支健筆掀起珠江波瀾,攪動南國風云;后來做地產策劃,楊國強、王健林、黃文仔等眾多大佬的造富過程,他亦多有參與、見證;再后來做城市戰略,國內數百城市的發展藍圖都由他帶領團隊擘畫、參詳,不少當時的主政者后來都已高居廟堂;如今,他是一個云游四海的“雜家”,各地的風物風俗、人性人情,他又多有體驗與洞察。


別樣的經歷與際遇,給了他別具一格的眼光和別開生面的表達。借由《王志綱:口述改革開放40年》在喜馬拉雅開播之際,我們特意邀請王志綱先生在正和島開啟“改革人物10講”專欄。王老師與他筆下的改革人物多有往還,他的記敘常能于真實的故事、生動的細節中蕩滌開教條與陳見,帶給人妙趣與新知。


打頭的一篇是改革史上的“網紅”袁庚,此后相繼還會有任仲夷、吳仁寶、禹作敏等風流人物。有幸每期能先睹為快,我的兩點感受,料想不少讀者朋友大抵相同:其一,如魯迅所說,“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就有拼命硬干的人,就有為民請命的人,就有舍身求法的人”。改革能有今日的成就,正是這些英才人杰奮力推動的結果。當下,尤其需要這樣的人。但愿體制內的有志者能以前輩為師,銳意革新,奮發圖強,不辜負家國民眾的期望。其二,前人栽樹后人乘涼,本是人間常態,但后人中的有心人總該知道:當初是誰栽了樹,樹是怎樣栽下的?這樣,即便在樹下坐享,或是躺贏,也會明白胡適說的“要怎么收獲,先怎么栽”,也會了解冰心講的“成功的花,人們只驚羨她現時的明艷,然而當初她的芽兒,浸透了奮斗的淚泉,灑遍了犧牲的血雨。”


80年代中期,伴隨改革開放,廣東出現了所謂的靡靡之音和資產階級黃毒黑現象。當時整個黨內在醞釀一種觀點,要反擊資產階級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甚至有聲音提出要重新關門,對廣東是貶多褒少。面對這種爭議,我從新華社內蒙分社北上,參加了總社的小分隊,在廣東及沿海深入調研,最后寫了一篇影響巨大的文章——《廣州人經受三次沖擊波》,分析改革出現亂象背后的原因,給中央做參考。也正是因為這篇文章,我被借調到廣東新華社,專門報道改革的最前沿廣東。應該說,那十年當中有很多捅破天的事,對國家民族的未來,對個人的命運,影響深遠,我都親歷了,其中很多就是發生在廣東。這里先講一下袁庚和他的蛇口。


01

那是1987年前后,新華社面臨一個新的任務或者話題,就是總結改革開放十年來的經驗與教訓,其中深圳自然是重中之重,而蛇口又是深圳難以避開的話題。于是總社安排我去負責報道蛇口。我在蛇口一待十天,跟方方面面相關的人基本都見了。


蛇口的創始人叫袁庚,現在的年輕人已經很少再聽到這個名字,但在當時,袁某人可是一位名震天下的傳奇人物當我沒接觸他之前,江湖上流傳的全是他的傳奇:第一,他是共產黨里面很早就加入地下戰線的情報官,1953年,他還擔任過中國駐印尼總領事館領事,以外交官的身份承擔特工任務,在普通人眼里,簡直神秘至極;第二,他本身就是地道的老廣東,老家就在寶安,就是現在的深圳特區所在地;第三,袁庚在文革前就已經擔任了交通部司局級干部,但是文革期間受到了很大的打壓,蒙受將近十年的冤屈。


1975年10月,58歲的袁庚調任交通部外事局副局長,因為他就是地道的寶安人,又有交通部工作經驗,又過了3年,交通部部長葉飛問他,“愿不愿到香港招商局去打開局面?”于是,他回到南方,接受香港招商局常務副董事長一職,由此開啟了他的晚年奇跡。也是他通過交通部,向國務院申請開發蛇口,1979年,袁庚又再度擔任深圳蛇口工業區管理委員會主任,負責蛇口工業區的開發。


曾經有人說:“袁庚之所以搞出個蛇口,就是因為他對中國的計劃經濟一竅不通、一無所知。”因為他不懂計劃經濟,他才對計劃經濟的弊端有深入了解,他是最早那一批反思中國原來倒行逆施的計劃經濟體制的官員;第二,他有非常豐富和發達的海外關系,也知道這些年來世界發生的深刻變化,包括“亞洲四小龍”的崛起,包括香港如何從落后的漁村變成一個現代金融中心;第三,他有一種積極的改革開放意識,他認為時不我待,想做點事,有所作為。所以一到招商局,袁庚就積極配合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最后以招商局的名義獲得了蛇口開發區這個試驗田的權力。


采訪袁庚時,他曾說過,當年是谷牧秉承中央的指示,來跟他對接,問他要多少地?當時拿出個地圖來,隨便他畫。最后他只要了巴掌大一塊地,就是現在蛇口三到五平方公里的面積。當時他如果要的話,南山、后海、蛇口全都可以畫下來。當時全中國的土地根本是一錢不值,沒有這個概念。他說我只是保稅區、工業開發區,三五平方公里已經不錯了。如果他當時手抖下,圈了一大片,廣東尤其是深圳,未來的發展走勢可能會與現在完全不同。


畫下來以后,他就開始在這塊土地上勵精圖治,按他的說法叫“試管經濟”。他想做一個試管嬰兒,有別于傳統的計劃經濟,跟全球接軌,擁抱市場化和國際化。其實他還有一個蓬勃的野心,這是他自己流露出來的,也是他后來遭受詬病的地方。他和我說,蛇口的經濟再發達,在共和國的經濟總量里面也是九牛一毛,所以蛇口應該在政治上進行探索和突破,這才對中國有巨大的意義。



02


因此在蛇口的十五年里,袁庚搞了很多政治上的嘗試,民主選舉、民主投票、自辦報紙、袁庚納諫等一系列在保守者看來離經叛道的事情。在當時確實是很新鮮,以致于當時中國很多熱血青年像當年投奔延安一樣地投奔蛇口。


袁庚人生最輝煌的事情,可能很多人都聽過,但卻不知道是袁庚所為。1984年,小平來特區考察的時候,袁庚居然冒天下之大不韙,在蛇口的馬路邊豎了一個標語,就兩句話,“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


這兩句話引起了保守力量很大的反彈,他們認為這是一種精神污染,是資產階級的流毒,袁庚也承受了很大的壓力。沒有想到鄧小平看到以后,肯定了這條口號和標語,由此這個口號走向了全中國,推動了人們的思想更加解放,也從某種意義上為蛇口為袁庚加了持,讓袁庚在政治上站穩了。

但是在我去的時候,情況就不一樣了。1987年,蛇口可謂人心浮動,當時香港的報紙都在大量登載“袁熊大戰”,“袁“就是袁庚,時任蛇口工業區黨委書記,“熊”就是熊秉權,時任蛇口開發區管委會主任。當時兩人的矛盾幾乎天下皆知。雖然這種摩擦起初不關乎個人恩怨,只是對于改革方向的態度不同,但是隨著矛盾愈演愈烈,袁斥熊搞“一言堂”,熊譏袁是“一元(袁)化”,兩人幾乎難以共存——在我采訪的過程當中,這兩個人都向我訴苦,都想積極地影響我。


采訪完以后我得出一個判斷,熊秉權是個干才,作為企業家,作為開發區的官員絕對是一流的。熊秉權認為,既然是開發區,埋頭搞好經濟發展就完了,千萬不要染政治。但袁庚野心勃勃,同時也雄心勃勃,他早說過,蛇口再怎么折騰經濟,也是九牛一毛,只有在政治上有所突破,才對整個中國是最好的幫助,他想搞政治特區,就是他所說的“試管”。


我去了以后成為他們之間這場爭論的見證者,他們也希望我當調解者,甚至希望他們的觀點能被我所采納,訴諸筆端。當時我33歲,真是很難把握這個事情。現在回頭來想,我覺得很自豪,我們這代人經歷了很多苦難,但是一路走來,在關乎大局的問題當中沒有隨風倒,堅持了自己的獨立思考。


最后采訪了十來天以后,我又憋了十來天,寫了一篇稿子,我在文中堅持三個原則:不回避矛盾,不夸大成績,不就事論事,并且著重從歷史的跨度和宏觀的角度來分析和描寫蛇口,社里也非常重視,時任新華社常務副社長的郭超人同志親自抓這篇稿子,把它當作中央十三大前的重磅文章,最終定名為《放眼向洋看世界——蛇口啟示錄》。


這篇稿子寫好后,就發給了《人民日報》,在當時輿論一律的情況下,重磅的政論文章通常要通過《人民日報》,才能夠引起全中國和中央的高度關注。《人民日報》當時的經濟部主任叫艾豐,也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大記者。艾豐看完這篇文章后,給我打電話,說了三句話,我印象很深,第一句:王志綱同志,這篇報道《人民日報》寫不出來;第二句,這篇報道太棒了,我們多少年來一直希望出這種報道,一直找不到;第三句,《人民日報》將會隆重推出。


沒想到十天半個月后,《人民日報》變卦了。后來艾豐非常遺憾地告訴我,因為當時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競爭得非常厲害,《人民日報》當時的主管領導說,新華社的稿子不能發,寫的越好越不能發,所以他堅決不發,甚至派記者重新去蛇口采寫。


被夾在兩大陣營中的我,只好退而求其次,將這篇文章給了《瞭望》雜志社和《羊城晚報》。《羊城晚報》在廣東地區發行量高達170萬,影響非常大,當時《羊城晚報》的值班編委龔志瑾先生,與我算是素昧平生,但他看完稿子后很激動,連夜給我打電話表示感謝。他之前是新華社駐深圳記者站的站長,對于深圳和蛇口也非常了解,所以他深知此文的重要性,當即決定用頭版頭條把這篇文章全文登出,而且還親自加了一篇熱情洋溢的編者按:“通訊中運用各種事實,回答了人們關心的一個問題:在社會主義國家辦特區這條路,究竟能否走得通?借助外資實現經濟騰飛這條許多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成功經驗,在社會主義中國究竟行不行?”“在為數眾多的蛇口報道中,這一篇立論高遠,值得一讀。”


果然,這篇文章在《羊城晚報》發表后,引起一時轟動,袁庚指示《蛇口通訊報》全文轉發,《人民日報》那篇精心準備用來打擂臺的文章反倒成了犧牲品,默默無聞。這篇文章后來還獲得了全國新聞作品一等獎,這個倒無所謂,但也算是對蛇口和改革開放事業的推進做了些貢獻。


袁庚當時對這篇文章有個頗有意思的評價,他說蛇口開發區這么多年來,所有的報道都是隔靴搔癢,只有這篇報道算是入了門。袁庚這個人說話一向狂傲,我這篇文章得到他“入了門”的評判,我倒是大概了解為什么,因為我深知他在政治上的圖謀和雄心,并且隱約地在文中點了出來,當然也不會寫得太深,畢竟我代表的是“國社”新華社,但就這樣也足以讓袁庚欣慰了。


通過這次采訪我也有了一個意外的發現,因為我之前一直在廣州生活,對深圳確實不太了解,這次深入接觸后,發現深圳和廣東可謂完全不一樣:深圳相當于東德西德時期的柏林,二線關就是柏林墻,幾乎全中國的人都在奔往深圳,跟深圳沒有陌生感、違和感。但如果講到廣州,則覺得廣州跟他們完全是兩個世界。廣州人也很有意思,基本上不把深圳當成自己的本土,一般不去深圳。還有一個,就是同時也發現了深圳和蛇口的矛盾。


當時蛇口開發區幾乎有半個國家的權力,要什么政策,就能從抽屜里拿出什么文件。蛇口工業區管理局是一級地方行政組織,雖然隸屬深圳,但實則是獨立王國,中國的政治有“條條”和“塊塊”之分,省市這條線屬于“塊塊”,部委這條線屬于“條條”,就這樣經絡縱橫,打造出來中國的政治生態,在開放前沿的探索中,兩條線各自發力,深圳和蛇口就是各自的代表,深圳屬于廣東省“塊塊”的領導,蛇口屬于交通部“條條”的領導,在地位上兩地甚至可以說是平起平坐。蛇口的主要政府領導也是由工業區內部產生,并且擁有一定獨立的自治權。當時其他地方成立企業走流程要3個月,而在蛇口,企業從申報成立到拿批文只需10天。


關于蛇口的高度自治,坊間流傳著很多很有趣、很傳奇的故事,第一個就是平安保險的馬明哲,江湖上都謠傳說他是袁庚的司機。其實是不是司機無所謂,不過他確實在汽車隊待過一段時間。平安這家上萬億的金控集團,誕生完全是個偶然。


蛇口工業區當時開了一個會,會上有人提出來,因為經常有員工受傷,能不能成立個基金給員工做保障。袁庚同意了,但因為這個事情比較新,很多人不敢接這個活。馬明哲說,你們不要給我,我來做。沒有想到就在一個曾經被人認為是司機的人手里,做出了一個世界500強,就是現在的中國平安,上萬億的金控集團。招商銀行更不用說了,就在小小的一個內部財務公司基礎上,在馬蔚華他們的手里面,做成了中國很大的一個商業銀行。另外還有一個集裝箱生產廠,最后成了中集集團的雛形。


就像當初袁庚跟我說的一樣,本來只要你開口要,整個深圳都給你,就是總理一句話就完了,但袁庚是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飲。最后事實證明,蛇口真的成了整個中國很多新興產業的孵化器。包括任正非當時去蛇口,先是跟老婆過去,他的單位南油也在蛇口,后來南油待不住了,自己就出來在蛇口創業。所以蛇口真是整個中國現代經濟,不僅是改革開放的試管,也是現代經濟的一個超級孵化器,新觀念、新思想、新模具、新產業、新人物的誕生之地。


但是當蛇口做得越來越大的時候,功高震主,蛇口和深圳的矛盾,和深圳市委的矛盾越來越尖銳。我旁觀了蛇口被深圳兼并和整合,從此消失的整個過程。蛇口、南油、華僑城原來都是屬于深圳版圖上的化外之地、獨立王國,逐漸被“削藩”,一個大的深圳浮出了水面。深圳的一體化,的確為下一步深圳的均衡全面發展創造了很好的條件,但是,一個傳奇的時代結束了,一個英雄輩出的時代結束了,一個平庸的時代終于開始了。


如今的深圳,已經擁有超過1250萬人口,在2017年創造了兩萬多億元人民幣的GDP,和香港的GDP差距縮小至611億元。甚至有不同的算法認為深圳已經超過香港,成為粵港澳大灣區第一城。但所有的榮光和精彩與蛇口都已經沒什么關系了。


回到袁庚,袁庚這個人在人品上,按照熊秉權的說法,翻手為云,覆手為雨,所謂的政治品質不好。政客都是這樣,從某種意義上說,袁庚是個政客,是玩政治的高手。所以熊秉權跟他發生矛盾的時候,非常痛苦,采訪中熊秉權跟我說:他(袁庚)名氣這么大,能力這么強,為什么不實事求是?他為什么玩手腕?為什么玩政客手段?這是熊秉權感到最痛苦的地方,因為熊秉權是個很實事求是的人,也是一個優秀的執政者。


但是換一個角度來講,政治人物都是這樣。歷朝歷代,哪個成功的政治人物不是這樣,他們有時只問目的不講手段。但正是這一點成全了袁庚。



在整個中國改革開放史上,袁庚肯定是會成為一個永恒的人物。他在先行先試往前走的時候,如果沒有這些韜略,沒有這些手段,他是不能存活的,他需要政治智慧。他存活不了,蛇口就存活不了。事實證明最終蛇口也沒存活下去,但是畢竟在他手里堅持了十年,這十年使蛇口成了整個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孵化器,改革開放的一個新思想的策源地,改革開放的一個IP。所以從這個角度而言,袁庚已走,改革仍舊,蛇口已逝,袁庚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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