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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中國最好的戰略思想庫
側記
話說廣東人
梁綺琪 2015-09-06

編者按:近日,智綱智庫廣州戰略中心小伙伴隨老王考察廣東惠州香溪小鎮策劃項目,一路聆聽老王談及廣東歷史與文化的來龍去脈,深感中華文明的深厚與久遠之余,整理其精華形成此文,與讀者分享。


“魂”乃地域之獨特性所在,是長期在特定歷史浸淫下形成的文化個性和精神氣質。從某種程度而言,每一個地域都是歷史共同體,是社會互動集體性的表征。其地域文化特性來源于集體,來源于生活在當地的人,是一個“自下而上”的長期歷史過程的結果。


因而“找魂”便意味著追尋歷史,了解當地社會變遷和社會結構,重新梳理和思考“我是誰,我從哪里來,我將到哪里去”的本質問題,以期能夠“近水知魚性,近山識鳥音”,解碼地域文化,并將地域文化底蘊注入到項目策劃過程中。


解碼地域文化,王志綱先生一般喜歡從“嘴嘗市場”開始,也就是當地老百姓吃的、喝的、住的、說的方面著手,從民俗、凡人小事、生活場景、老百姓喜聞樂見的東西切入,追尋歷史,整體思考,了解本質,從而把握當地“地情、人情、風情”。


此行,王志綱先生考察的香溪小鎮景區位于廣東省惠州龍門縣。香溪河是增江上游,增江流域是廣東省地區最主要的廣客雜居區。


香溪小鎮位處龍門縣南部,靠近增城區,是廣客文化融合的典型區域。景區內的功武村古堡正是呈現了廣客兩系文化融合的地域性特征。村落為廣府式客家圍屋,融合了客家式圍樓布局和廣府式梳式布局。



功武古堡


村落內部為廣府系村落的梳式布局形式,村里的民宅都像梳子一樣南北向排列成行,且民宅均為獨戶建筑,具有較高的獨立性。與村落內部開放的布局形態特征相差甚遠的是,功武古堡的外圍是高達兩層的圍墻,圍墻上還有射擊孔,呈現的是防御性較強的封閉式客家圍樓的形態。


為何自由開放的廣府系村落卻表現出客家圍屋的防御性特征?客家圍屋與中原塢堡又有什么樣的關系?廣府民系與客家民系在歷史上又有什么樣的淵源關系?廣東的三大民系是如何形成的?


香溪河畔,聽王志綱先生娓娓道來。



溯源嶺南開化史


嶺南地處我國南疆邊陲,北隔五嶺(大庚嶺、越城嶺、騎田嶺、都龐嶺、萌諸嶺)、南阻大海。在交通落后的古代,橫亙的五嶺山地是一道難以跨越的巨大屏障,因而,嶺南遠離中原的政治經濟中心,基本處于隔絕封閉的狀態。當地只有嶺南土著古越少數民族生存,與中原漢人幾乎沒有交流。


秦以前,嶺南基本上是在中原政權之外獨立存在和發展的。秦統一六國后派大將趙佗率五十萬大軍南下征服“百越”,趙佗征服百越后,與大軍留守百越,并將行政中心選定在珠江口以北、三江匯聚、背山而面向珠三角平原的“番禺”(現廣州越秀區),因此,廣州的建城歷史已有兩千多年。



由此,越漢雜居的局面開始形成,南下大軍成為了嶺南地區最早的一批漢民。漢民為落后的嶺南地區帶來了先進的生產力,為漢民族南遷創造了必要的基礎條件。楚漢相爭之后,趙佗割據嶺南,漸漸夷化,自稱是“蠻夷大長”,在番禺自立為王,并將其控制的兩廣地區及現越南北部稱為“南越國”。此政權一直持續到“漢武帝”時代。到漢武帝時,中原穩定,武帝遂派大軍南下殲滅了“南越國”,加強了中央集權的行政管理和控制,并將嶺南行政中心由番禺遷往了兩廣交界處的肇慶封開縣,至此封開縣城被命名為廣信,寓意漢武帝“廣布恩澤”。其后廣信成為嶺南行政區分水點,廣信以東為廣東,以西則為廣西。封開縣城是四百年漢朝時期兩廣地區與中原交往的中轉樞紐,因此有肇慶封開是嶺南文化的起源一說。


為何南雄珠璣巷也被稱為嶺南文化的起源?它究竟承載了一段怎樣的歷史?


中國古代封建社會時期,階級斗爭激烈,民族矛盾復雜,戰亂頻頻發生。嶺南地處偏遠,社會環境相對安定,加上嶺南社會經濟落后,開發潛力大 , 因而成為北方人口逃避戰亂的理想場所。翻越大庾嶺是當時進入嶺南地區最主要的南北通道,地處大庾嶺南的南雄自然成為南下移民的集散地。但南雄畢竟是山區,自然條件不如珠三角平原。北方南遷的移民帶來了先進的生產力,在珠三角筑堤開荒,之后進入南雄的移民便逐步向自然條件好的珠三角區域轉移。



因而,南雄珠璣巷成了嶺南人的精神故鄉。有詩曰:珠璣巷的根連著黃河、長江,珠璣巷的枝葉遍布嶺南,遍及世界。



話說嶺南三大民系及方言


大規模的人口南遷為中原文化和長江流域文化在嶺南傳播做出最為直接的重要貢獻,并逐漸形成今日的廣府、客家、福佬三足鼎立的格局。這三大民系是不同時期、內地不同地區的漢人南遷的后代。因而,廣東三大方言都來源于古代中原,保留了中原古漢語的特征。


隨著不同時期的人口遷移,廣東形成了三大具有地域差異性的方言:粵語,客家話以及潮汕語。其中粵語可謂之“唐音”,這里舉一個通俗而明顯的例證就是,如果用粵語朗讀一些唐詩,則會發現非常合轍押韻,如唐代王之渙的《登鸛雀樓》: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在粵語里“流、樓”是同韻母的,符合絕句詩詞第二、第四句必須押韻要求。但普通話里這兩個字就又不同韻了。現有明確史料早已論證粵語承繼秦漢時期的古漢語,最終成熟于唐宋。


粵語的形成是一個漸進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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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秦征服“百越”之際,征發原六國的逃亡者以及贅婿、賈人到嶺南做“墾卒”。這些墾卒“來自五湖四海”,互相交際必須使用雅言(雅言為古代華夏的主要語言,是粵語的起源)。但當時南下的中原人士也僅僅是在屯田的內部范圍內進行交流,并未擴散到嶺南的廣大地區,古越語和雅言還未發生大范圍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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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漢代,漢武帝在嶺南地區加強了管理和控制,設“交趾刺史部”監察各郡,東漢撤交趾刺史部設交州,交趾刺史部和交州的治所大部分時間設在廣信(今肇慶封開縣),且廣信還是嶺南早期的商貿重鎮。因而中原傳入的雅言通過政治和商貿活動而逐步通行于這一帶。雅言首先在廣信使用。粵語便萌芽于“初開粵地宜廣布恩信”的嶺南首府——廣信。在此之后,粵語的發展隨權力中心之轉移而逐漸向西江下游廣府珠三角挺進。


? 魏晉南北朝

魏晉南北朝時期,大批漢人南下,所置州縣空前增多,古越人漢化繼續加快,一方面嶺南越語與北方漢語繼續融合,另一方面由于山川阻隔,交通閉塞,南下漢人所使用漢語與中原和北方漢語隨著時間推移距離越來越遠,變異日益增多,終于脫離母語,自成一體系,粵語方言大抵在這時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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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唐代,社會穩定,人口遷徙數量減少,嶺南地區的粵語方言也進人穩定階段。而到五代十國時期,嶺南為南漢政權割據,與中原和北方聯系減少,反而加速了粵語方言的獨立發展。


與此同時,由于受到西廈、遼、金、元等北方少數民族的侵略、占領,漢語開始胡化。南宋之后的中原漢語,音調大為減少。根據語言學家的研究,古漢族是男耕女織的農耕型封建社會,人與人之間是近距離長時間地面對面交談,而當時的“文言文”都是很簡短的,所以需要多達九個音調,這樣保證了大多數字之間的讀音都有差異,從而不會有過多的“同音字歧義”,所以能夠在簡短的語言內清晰準確地表達自己的意思。


而北方少數民族很多時候是坐在馬背上較遠距離地溝通交談,所以音調必須最少,僅有四個調,這樣才能達到不同音調之間差別很大,讓較遠距離的人都能聽明白發的是什么音調,因而,胡化之后的北方漢語音調大為減少,在后來的發展中逐步形成了今天所說的普通話。


反觀粵語,由于宋代封建統治者推行“強干弱枝”政策,嶺南土著與漢人之間產生了更多隔閡,其結果反使唐代穩定了的粵語方言,脫離了原來漢化軌道,朝著與中原和北方漢語偏差越來越大的方向發展,在原來漢化基礎上重新大量吸收古越語成份,從而形成定型的粵語方言。


? 南宋

南宋時期,由于北方少數民族入侵而引起的長時間戰亂,再次引發了歷史上中原漢人第二次大規模南遷廣東,這次的漢人南遷一直到清朝初年才結束。而當時廣東平坦地區已被廣府人以及潮汕人占據,客家人只好遷于山區或丘陵地帶,也就是粵北粵東地區。故有”逢山必有客、無客不住山”之說。因而他們被稱為“客家人”,即 “客居他人地方的人”,他們所說的南宋中原漢語就被稱為“客家話”。


由此,客家話又被稱為“宋音”,用客家話朗誦宋詞可謂朗朗上口。客家人有強大的內聚力,在舉家移民到達新居地以后,為避免與當地人發生矛盾,防御外敵以及野獸侵擾,適應山地的居住環境,客家人都盡可能的聚族而居,以致形成了帶有中原塢堡原型的,極具防御性的圍龍屋、四角樓,走馬樓等客家特色建筑。由于客家人內部聚合,與外界交流甚少而,語言變化不大,因而客家話最大限度保留了當時的中原古音(被稱為“宋音”),客家人所聚居的地方也成為了“方言孤島”。但廣東客家人畢竟經歷了與廣府人、潮汕人交相雜處的漫長歷史過程,其語言不可避免地會互相影響,以致形成了今天的客家話。



中原塢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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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廣東三大方言里,客家話與普通話的差異最小,而潮汕話則與普通差異最大。西晉末年“八王之亂”,社會動蕩不安長達16 年,西晉迅速滅亡,中原大亂,北人紛紛南逃。中原和江浙一帶漢人大量遷人福建晉江地區,成為閩人主體,他們帶來河南中州的中原漢語與中原文化。在經歷與當地漢人及其他土著民族語言接觸后,漸漸形成閩方言。唐代詩人張籍在《永嘉行》中所說的:“北人避胡皆在南,南人至今能晉語。”說的便是當時的社會狀況。大抵到唐代, 閩方言在廣東已經定型,被稱閩南方言,即福佬話或潮汕話,形成時間晚于粵語方言。


因而,廣東潮汕方言承繼魏晉時期的古代漢語,是廣東三種方言里最古老最復雜的方言。對于這一點,潮州話里大量獨特而罕見的古語詞便是直接而強有力的證據了。如普通話里的“眼睛”,粵語和客家話都稱為“眼”,潮汕話則稱為“目”,顯然“目”字比“眼”字更古老。鐵鍋,粵語和客家話都稱為“鑊”,潮汕話則稱為“鼎。



語言和建筑屬于文化范疇。人們每進入一個陌生環境,很容易覺察到語言景觀差異和當地的建筑特色。方言的地域差異和村落建筑特點的形成是一個歷史空間過程,反映的是遷徙、流動、繁衍、定居的人類發展基本模式。



百萬移民下珠江


自古以來,嶺南地區穩定的政治環境,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和豐富的資源吸引著逃避戰亂的北方移民南下定居。嶺南地區不僅物產豐富,其獨特的半封閉半開放的地理環境孕育了開放包容的嶺南文化和嶺南人先進的商品意識。


上世紀80年代,憑借毗鄰港澳和臨海的優勢,廣東吃了改革開放紅利的頭啖湯。工業化浪潮在珠江三角洲古老的大地上奔涌,昔日彌漫著田園牧歌情調的桑基魚塘、椰林稻海上,夢幻般地冒出了一座座氣勢恢弘、神情冷漠的工業廠房,鋼筋水泥吞噬著良田沃土。珠江三角洲勞力不敷使用,中國近代史上規模空前的人口大流動出現了。大江南北、長城內外的少男少女,帶著玫瑰色的希冀,攜著城市夢,告別父老鄉親,投入珠江三角洲的寬厚懷抱。


當時正值國際經濟結構出現新的一輪大調整,勞動密集型產業向經濟落后的國家和地區轉移。“三來一補”企業從香港轉向了珠江三角洲,進入“三來一補”企業打工的百萬“移民”便是造成這繁榮的重要力量。



順德首家“三來一補”企業


車如流水、城市不夜、燈紅酒綠、繁華興旺、掙大錢……這些都是百萬移民追逐的廣東夢。盡管一天工作超過12小時,缺乏基本的勞動保護,但勞工們仍然堅持著。因為這里是中國先進工業文明的地方,若回家鄉,那就意味著回到落后,回到原點。


既然選擇了出去,必定得光榮的回去。在珠江三角洲打工的外地人,通常月薪在120~400元之間,還能拿到超產獎、“紅包”、加班補貼等,許多工廠還實行伙食免費或補貼。因此,打工者大部分收入都比在家鄉干活高。對于出來闖蕩的年輕人而言,盡管有訴不完的苦和累,但只要能迅速脫貧,也總比留在家鄉守貧好。這是當年百萬移民大軍的心聲。



“三來一補”企業生產現場


因此,能在珠江三角洲熬下去的年輕人都擁有自強不息和開拓進取的精神。其中最堅定、最吃得苦的,是那些沒有政府組織、保護、自發流入的散兵游勇。為了脫貧致富,他們義無反顧的投入了珠江三角洲的工業化潮流當中。或辛酸,或勞累,或增長才干,或賺了點錢。他們前進著,猶豫著,矛盾的現實讓闖蕩的年輕人憤怒而又趨之若鶩,苦惱卻又不愿撤離。快速的工業化進程中隱藏了多少個體辛酸奮斗的故事,多少鮮活的矛盾斗爭戲劇。與其說是不可回避的歷史潮流選擇了他們,不如說是他們選擇了改變命運。


如今,珠江三角洲出現勞工荒,企業間上演“搶人大戲”。百萬勞工返回家鄉再創業。一些打拼成功的,早年在廣東積累了原始資金的年輕人終于得以圓夢;一些拼出了社會地位、脫穎而出的外來務工者則留在了廣東;一些沒那么幸運的打工者則至今仍在苦苦奮斗。


區域發展的不平衡,城鄉身份戶籍的差異,享有權利的不平等,造成了中國城鄉二元結構難以逾越的鴻溝,也推動著城鄉人口的流動。


如今城市反哺鄉村興起,農民工回鄉創業成為潮流。在新的歷史趨勢下,他們的命運又將面臨怎樣的發展?




人口的遷徙、流動、繁衍、定居過程就是一部社會經濟發展歷史。它孕育了一些文化,繁榮了一個地方,豐富了個體的生命,創造了或是驚嘆或是唏噓的歷史。過程夾雜著矛盾,斗爭,融合和發展。拭去歷史的灰塵,便會發現,那些浮光掠影的過往,或是激動人心,或是讓人流淚。一塊青磚,一聲問候,便是隱藏了許多歷史往事。


駐足歷史古村,把玩時光,追尋歷史。無論是語言景觀還是建筑景觀,都向我們娓娓道來當年的故事。習以為常的存在,多用他者的眼光審視,便會發現精彩的“新世界”。看待事物的發展,若不用追根溯源的方法,便不能達到融會貫通,一脈相承,也無法形成系統性的思維。


把玩時光,追尋歷史,便會發現世界比我們想象的大,比我們想象的有趣。


圖文:梁綺琪(智綱智庫廣州戰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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